王世贞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未能写出一部完整的和系统的明史，这是时人和他自己都深感遗憾的。陈文烛的《弇山堂别集》序和王世贞本人的《小序》，都反映出这种心情。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尤其是他在史料辨析方面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实为医治明代史学上空疏学风的一剂良药。他的这种批判精神，和跟他大致同时的李贽在历史评论上的批判精神，一齐奏出了晚明史学崛起的高亢乐章。
二、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它们在史学价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着不少争论。这些看法和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70]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