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即位以后,就下诏奖励“广植桑枣,垦辟荒田”的农民,和能招徕流民、减少旷地的县官。赵恒咸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课植桑、枣于岭外一带。直到赵佶崇宁年间,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还开辟荒地到一万顷上下。两广本是荒僻地带,从此农业日渐进步。
北宋的农业,在初期获得较大的发展。但是后来因为皇帝、官吏、豪绅、地主们剥削的增加,又使农民破产、流亡,农业发展遭受挫折。
(二)租税
(耕自己田称为税,耕他人田称为租,通称为田赋。)
柴荣均定田租,历代享受免赋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同平民一样,缴纳租赋,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更不得隐避。赵匡胤登位第二年,借口周末度(测量)田不实,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诏许民开垦,州县官无得检括(稽查),只据现田作赋额。这就是说,形势户(现任文武职官及州县豪强人户称形势户)、大地主可以托名开垦,隐避或减少(二十税一或三十税二)租赋,小农眼前耕种的田地,被官吏检出,永远作为田赋的定额。据旧史记载,赵匡胤末年,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余顷;赵光义末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余顷;赵恒末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余顷;赵祯末年,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赵曙末年,垦田四百四十余万顷;赵顼末年,垦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宋垦田数比过去任何统一朝代(西汉、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赵祯在位四十余年,号称北宋全盛时代,垦田却耗减最甚。这说明当时对西夏连年用兵,农民被迫弃田逃亡,豪强乘机兼并,扩大免赋特权,异口同声称颂赵祯的仁政(赵祯号称仁宗)。赵曙时,垦田骤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释说:“这个数字是据租赋数约略推算,民间隐逃的田亩,至少占十中七八,所以实际垦田当有三千余万顷。祖宗旧制,不愿扰民(官僚地主),从没有切实检查,因此莫知垦田实数。”免赋田占六分之五强,一切军费、徭役、租赋,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亩上,两个阶级负担的不公,即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