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几次指出《春秋》在记述上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34]，尤其是在《春秋》开篇的隐公元年和结尾的哀公十四年都做了这样的强调，引起了《公羊》学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公羊子这样的提示，不只是道出记述原则的不同，而是另有深意在内。董仲舒从中看到了历史分期的意义和“异辞”是由系于时代远近的情之亲疏所决定的。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35]董仲舒抓到了“情”这一儒家思想的要害，且对三世作出明确划分，三世成了变化的具体历史过程，但没有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历史演进程式。
何休使“三世说”得到升华。他把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与由衰乱、升平到太平的历史演化结合起来，作了哲学的抽象。他说：“于所传闻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36]在他这里：（1）《春秋》笔法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是紧密结合的，这样以《春秋》为新王法，便有了更普遍的指导意义。（2）三世说与“异内外”原则相一致，三世的递进与内外、夷夏的合一步伐统一起来，为大一统说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理论支点。（3）三世是由衰乱到升平，再进至太平的递进过程，这是强调变化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理论意义是合于社会发展规律，有唯物主义因素；实践意义是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前景，为后来的改革家、革命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三世递进说，是历史与哲学的分离。何休从字里行间揣摩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对乱世的记录中，看到了“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义益治”[37]的理想表述。从史学上看，这近乎臆语；从哲学上看，却可说是精辟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