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主席的字才气横溢，但并不等于说，他的每一个字都是精品。我写字多年，也写过不少败笔。就说王羲之吧，他的书法也不都是件件同一水平嘛！用“跃然于纸上”来作为判据，是对的。当你静观一幅书法的时候，如果看着看着感到字站了起来，活了起来，甚至离纸飞出，那一定是好字，否则，不是结构有问题就是有败笔。
父亲是很喜欢毛泽东的书法的。他办公室的墙上就挂着一幅主席《西江月·井冈山》的亲笔。我从父亲的这番谈话中，再一次领略到他对主席书法的评价并非因人而异。
再回到《甲申三百年祭》。当时郭老对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主要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希望：要像李自成打天下的时候那样重用李岩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谨防独断专行，遇有重大的决策，应当由一个有知识的智慧的班子集体讨论，共同裁夺，要“能纳人”，并采取他所憧憬的“民主式的合议制”。
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他逐渐对一些做法产生怀疑。尤其当他看到文化界很多有学识而相知甚久的老朋友相继成为批判对象，而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小丑却扶摇直上，他内心的哀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郭老想写这幕历史剧的目的和当年写《屈原》、《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样的，即希望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能从中感悟到什么。这也是他遗憾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