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从研究文学入手来引出他对批判理论的解释，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导言即提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在英国，经验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词，通过追述英国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来表明文学、文学理论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与意识形态有关，而那种意识形态又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发生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其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这使得它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以此为出发点，伊格尔顿分别从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角度叙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独特语境下的主要文学理论。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②。
与此同时，伊格尔顿还分析了文化行动与政治行动紧密结合的几个方面：妇女运动、文化工业、工人阶级创作运动，从而得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①的结论。
最后，他将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强调了文化和文化批判的政治性因素。政治性是批评的集中表现，并不是将批评与政治划清界限，或者让批评成为消解政治的武器，因为政治就是“将社会生活整个地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②。批评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政治是批评的主要诉求，伊格尔顿并不认为有所谓的“非政治批评”存在。在他看来，“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③。当代批评的功能就是政治批判，“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确定地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