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我内心里却有某种东西在抗议：为什么我要成为斩杀扎特里特斯基先生的刽子手呢?难道我是个拿了编辑的工钱来干这个的人不成?此外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也曾拒绝在《视觉艺术》上发表我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我心目中，扎特里特斯基先生的名字和克拉拉、白兰地酒，还有那个美妙的夜晚牢牢地联系着。最后，我不可否认，这是人之常情——把我看作“真正的权威”的就他这么一位，为什么我要失去这惟一的一位。
我以某种聪明的含糊其辞结束了这场谈话，卡洛塞克以为那是我的允诺，其实我是谢绝。我挂上电话，确信自己决不会给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写评论。
我从抽屉里拿出几张信纸，给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避免对他的工作作任何评价；为了开脱自己我这么说，我对十九世纪的艺术的看法通常被认为是误入歧途、古怪偏执的，如果由我插手——尤其是对《视觉艺术》的编辑们——只会是有害而不是有益于他的事。同时，我友善地向扎特里特斯基先生海阔天空地扯谈一番，他从其中决不可能察觉不到我这方面的赞同。
把信一投入邮筒，我就把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忘掉了。但是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
3
一天，当我的课——我在学院时讲授艺术史这门课——差不多快结束时，有人敲门，是我们的秘书玛丽，一位慈祥的、上了年纪的太太，她有时为我准备咖啡，有时告诉我当我不在时电话里有不受欢迎的女士的声音。玛丽这时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有位先生正在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