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在他爷爷罗瞻先发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发生了变化。
当地有一个习俗：人死了，出殡时应该由八个壮年男子抬着，走最后一段路。可由于村里年轻人都走了，要凑齐八大金刚已是妄想。
只有过年时，年轻人才会从城里回来，人气旺些。因此发生了四拿劝爷爷趁过年死的事情。不想，罗瞻先没有死，倒是“我”大爹过了清明死掉了。此时，村里的年轻人以及中年壮汉都已在元宵节之前走光了。为了让死者安心，也为实现自己的童年梦想，四拿将村里的老弱病残都集中起来，两个抵从前一个，变成了十六金刚，风风光光地把大爹抬上了山。
此事之后，四拿决定留在村里不走了。原因是他在村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出去十来年，我发现外面人不需要我，谁都不需要我。但这次回打狗坳，竟然还有人需要我”。
至此，四拿的人生经历了一个从走出到回归的封闭轨迹。这似乎暗示着农民在城市中寻梦的不可能，他们的价值必须在本乡本土中得到实现。
但小说结尾处，作者设置了“我”出走城市的情节，却将主题推到一个更深的层面，体现了作者对农民问题的深度关怀。小说中的“我”虽然也梦想进城，有房、能上下班，过城里人的生活，但因天生拐脚，始终没有行动。四拿的这次回归让“我”看到了他的变143化，“我”相信是城市中的历练，让他拥有了更多的见识和能力，他俨然已经成为村里的一号人物。四拿的回归不仅没有成为“我”留在农村的理由，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我”去城市打拼的斗志——城市俨然成为农民心中的鬼魅天堂。四拿的回归和“我”的出走，象征着一代代农民前赴后继涌向城市的循环命运：走出乡村，已然成为农民的宿命，但更为终极的结局，或许是最后无奈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