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郭嵩焘也主张鼓励商民造船、制器以分洋人之利，“使商民皆能制备轮船以分其利，则国家之受益已多”。此后他又强调国家应该实行“护商富民”的政策，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而其治国之经，务用其技巧，通致数万里货物，遍及南洋诸岛屿，权衡出入之数，期使其国所出之产，销路多而及远。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无有穷困不自存者，国家用其全力护持之，岁计其所需以为取民之制。”“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他实际上是提出实现富强的一个基本理念，即国家强盛必须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之上。
1877年，在法国留学的马建忠致信李鸿章，指出：“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所以“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回国后，他又主张取消对民间兴办工商业的限制，“其法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1890年，他又在《富民说》中主张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近代工矿业，“转贫民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