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求上帝他能原谅我们所有人。
耶稣殿下，全知全能的主啊，
留下我们吧，地狱并非我们的苦域；
在那座大殿之中，我们无事可做。
愿你们莫要步我们的后尘，
祈求上帝他能原谅我们所有人。
一直等到19世纪，法国诗歌当中才再度出现像维庸这首诗以及其他作品一样深刻的作品。现代英国诗人被其精神、格式所吸引，并且以高超的技巧进行翻译，比如史文朋这首灵巧的译作。罗伯特·路易·斯蒂文森的《名人名著研究》中对维庸有一段贴切而人性化的批判性评论。而斯蒂文森的《夜宿》是根据维庸的一生加以想象而写成的精彩的短篇故事。斯蒂文森针对奥尔良公爵查尔斯所写的随笔也令人欣喜。
我们跟随维庸的脚步，离开了中世纪的法国诗歌。他的继承者兼编辑克莱芒·马罗是一位优雅的诗人，带领我们来到16世纪，品尝现代风味。他最出色的诗作以笔触轻巧、使用日常口语以及运用严格复杂的格式而与众不同。他因此成为第一位社会诗作家。所谓社会诗，就是描述琐事的小诗，精致而不愚钝，词句简练，但更加难写，因为无法用刺绣掩盖纹理中微小的瑕疵。英语诗歌的读者可以在19世纪找到一位精通这种诗的英国人：奥斯汀·多布森。这种诗歌巧妙、朴实，虽然不宏大，但非常讨人喜欢，现代热爱社会诗的人都很钦佩马罗。有一段时期，一群新诗人崛起，势力强大，风格严肃，意图净化法国语言，模仿古典主义。他们的阴影笼罩了马罗，差点儿将他从文学史上抹去。他们是那场被我们统称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参与者，不仅向经典古籍学习，还向意大利学习，将意大利的十四行诗引入法国。他们模仿希腊的七位诗人，自称“七星诗社”[3]。他们竭尽全力地摆脱古老的法国诗歌，在精炼和完善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同时，也与法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道扬镳。他们认定，法语应当像希腊语一样精致高雅。他们不但没有把法语改造成功，而且把它变得做作、僵硬。他们创立的法国古典韵文一直传到了19世纪，才被“自由诗”作者和其他叛逆者打破。在16世纪的七星诗社里有两位重要人物，分别是约阿希姆·杜·贝莱和皮埃尔·德·龙萨。他们确立了法国韵文的格式，尽管它们已经过时将近两个世纪了。不仅如此，他们的诗作还传入我们的文学中，如同一股文艺复兴的浪潮，拍打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斯宾塞翻译了杜·贝莱的《罗马怀古》，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人显然了解这些法国诗人。他们是诗歌格式的实验者，过于看重诗歌的修辞，无视法国本土诗歌的优点，但他们并不缺乏人性和诚实的情感。如果你认为法国诗歌冷漠、死板，那么请读一下杜·贝莱的《小狗的墓志铭》吧！它的基调和感觉都像是19世纪的诗歌。尽管16世纪的抒情诗显得僵硬和伪古典，在真挚感情的表达方面却比后面两个世纪的诗歌有更大的自由度。后者变得过于冷淡而精确，全是理性，没有感情。竭尽全力地推动法国诗歌产生这种变化的人，是马雷伯。他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我们回头阅读他那些死气沉沉的诗歌时，会觉得他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真是不可思议。现代的灵魂要穿透那一层冰冷的玻璃隔板，才能看到维庸、奥尔良公爵查尔斯和克莱芒·马罗那温暖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