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中采纳卢梭的方法对付一个朝三暮四的小孩：允许他在空阔地上尽情玩，等累了，将之锁在屋里，不要理会他累不累，任凭他吵闹，让他体会在玩乐中要有温和的仪态。[234]鉴于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奥格（Auger）神父将卢梭与柏拉图、普鲁塔克、蒙田、洛克、费纳隆和罗林（Rollin）等古今教育家并列。[235]
《社会契约论》与时代政治思想契合。17世纪，神权世俗化，信仰不再纯正，信徒由对上帝的虔诚转化为对教权的服帖。君权在强化，但它不是现代权力，君权神授，只有国王的统治是正义的。所以，神权和君权是单向的说教，只要求服从。文学公民质疑这一类权力的依据，并从自然状态里推导理想的政治秩序，洛克的《政府论》、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表述有别，但目的相同，抛弃不合理的制度，在没有从属关系的状态中寻找现代权力的起源：
设想人与人彼此孤立，不存在正义与不正义的现象，那是纯粹自然与独立的状态。随着交往增多与个人财富的积累，会有相互的约定，以保障个体的安全和财产权。[236]
与自然状态相关的是契约理论。蛮荒时代的人赋予政府以权力，前提是它要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和自由，若有违反就会被推翻，这是现代政治意义的契约。1728年6月，昂热（Angers）地区教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契约（Contrat de société），它有多少种类，它的公正性与可行性的基础？”这次会议追溯了社会契约的词义、起源、形式和法律意义的终结，以及社会的起源、分类和构成。[237]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涉及世俗政治理论，是理想化的表述，1762—1763年发行12版，1772年又发行了1版。[238]但他未曾参与公共事务，写作时仅参考几本政论作品，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论李维》，西格努斯（Sigonius，1520—1584）的《论罗马法》，拉波哀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的《论自愿服从，或反独裁者》，这是为人诟病之处。[239]